艺术理论研究容易走向两个极端：一是相对客观的考据，如果盯住意义不大的一点一味钻牛角尖儿，必至无聊；一是对捉摸不定的复杂心理理象的解读，如果一味主观臆测，必至无稽。对书法赏评现象的研究，即不能惟形式论而不顾个性心理的考察，也不能只强调主观而忽视客观形式。这并不奇怪，因为大千世界惟人的心理活动最为神秘莫测。事实上，常常有一些说不清或站不住脚的理由使我们喜欢或厌恶某件作品。

   著名艺术史家贡布里希在《艺术发展史》中“导论“部分”曾谈到欣赏问题。其有关分析十分精辟，对我们思考书法赏评问题有一定参考作用。他认为，误入歧途的赏评者大致有两类人：一类是那些一知半解冒充行家的人，“失去了真正的艺术享受，看到自己内心感觉有些厌恶的东西就说是‘妙趣横生’”，另一类是产生脑力“短路现象”的人，“他们看见一件艺术作品以后，并不停下来观看，而是搜索枯肠寻找合适的标签”。贡布里希的分析准确形象，切中时弊。在艺术赏评活动中，一切先入之偏见必然阻碍对艺术作品的深入解读，致使对艺术品的评价不是拾人牙慧便是误读。看看我们的书法赏评活动吧。有一些人，明明自己内心不喜欢那种“作品”，却生怕别人说自己欣赏眼光低，从而随声附和，吹嘘之辞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还有一类人，实际看作品前脑中早已塞满了各种时髦的“权威”论断，不是追风逐潮丧失自我，便是以人论书、“对号入座”。即：看作品时先看落款姓名，使名气大小、地位高低等因素先入为主，然后再对作品作褒贬取舍。一个展览看下来，不过是记住了一串人名，于是更加巩固了自己的先入之偏见。

   在书法赏评中，责人严待己宽、厚古薄今、亲贵疏贱的现象自古已然。“字以知好恶难别。他人好恶易别，自己好恶难识。古人名家好处易识，古人名家恶处难识。今天名人恶处易识，今天名人好处难识。如此识得如白黑不差，方是识好恶，此无难，多看法书得矣。”（赵宦光《寒山帚谈》）以上所言，正中欣赏之弊端。所谓“金无足赤、人无完人”，殊不知古人名家名帖亦有不足，今天逸笔草草或能见妙笔华章，的确不能一概而论。举例说，备受推崇的王珣《伯远帖》四十余字之中也不乏疏陋之处：两个“远”字及“游”字之“辶”旁的写法雷同；“患”、“意”二字的“心”底雷同并列；“伯”、“以”、“如”、“隔”、“相”这些左右结构的字形散神散。隋释智永《真草千字文》草书成就似高于楷书。观其楷书《千字文》，一些笔画的运笔及形态雷同一律、殊少变化。如果我们把这些不足当做优点全部继承，岂不是抱残守缺、学了古人的习气？因此，排除先入之偏见，真正以真诚之心赏评作品，我们便能多一些新的发展，书法的赏评才可能达到理想的效果。

   当然，也应该看到，在赏评活动中每个人都无形中带着一副“有色眼镜”，所谓“纯客观”的赏评是不存在的。赏评无不受到赏评者的个性、修养、当时环境与心境的影响。不管对古人还是对今人，截然不同的赏评的存在是很正常的。如对颜真卿书法即有不同的评价。李煜《书述》说：“善法书者，各得右军之一体。真卿得右军之筋，而失于粗鲁。颜书有楷法，而无佳处，正如叉手并脚田舍汉。”侯仁朔《侯氏书品》云：“李后主谓颜书如叉手并脚之田舍翁，当时以为确论，而其实不然。鲁公虽尽变晋法，其用笔之活，布置之工，严谨中具饶润泽，何物田舍翁有此文明耶？”自然，对身处末世、性情细腻的李后主来说，怎么会欣赏颜真卿的悲壮书风？而对处于变法图强、尊碑抑帖心态的康有为来说，又怎能推举风格淡雅的董其昌？故而他在《广艺舟双楫》中云：“香光俊骨逸韵，有足多者，然局促如辕下驹，蹇层如三日新妇。”态度之偏激溢于言表。值得肯定的是，他们都是以真诚之心直言自己的观点，没有那种盲目从众或违心之语。善于从众、注重别人对自己的评价，是人的下意识心理，我们生活在现实社会之中大多不能免谷。可是，这对艺术赏评活动来说却是大敌。

   用崭新的眼光去看，真正在作品中寻幽探胜哪现细微之处的赏评才是真正的赏评。这样，当我们去看作品时，在那些作品中才有可能每次都有新的发现。作品似乎跟活生生的人一样高深莫测、难以预言。因为那是作品本身的一个动人心弦的世界，它有自己的独特法则和内涵。任何人都很难说自己已经了解了它的一切，因为谁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。对待作品如果真的有了如对待人的一种心态，那么便能敏于捕捉作品的细节与内涵，洞见作品的妙处，这才是真正的艺术欣赏。事实上，这不但是一个欣赏问题，还是一个艺术观的问题，关系对艺术史发展规律把握的程度。

   以纯净、朴实、谦虚之心在作品中找回人的真诚、艺术的真诚、社会的真诚吧！我们的赏评理应有这种胸情与气魄！惟如此，优秀的艺术家与艺术作品才不会被埋没，艺术界的正气才能得到弘扬。区区赏评活动，不但影响到艺术创作的取向，还最终联系着人与社会的文明状况，不可不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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